伊朗的阶级斗争，自治，与国家
原作者: Arya Zahedi
经过伊朗延续一个世纪的革命，反革命和政权更替，Arya Zahedi勾勒了不断推动伊朗走向叛乱边缘的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张力。
距离群众运动成功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过去了45年。距离在2022年因为玛莎•阿米尼（ Jina “Mahsa” Amini）被“指导巡逻队”（ ，即伊朗道德警察）谋杀而引发的一场可以和1979年革命相提并论的社会革命运动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1。尽管现在谈论伊斯兰共和国将要到来的倒塌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情况也与当权者试图展现的稳定与秩序图示相差甚远。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见证了国家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方式，包括公开展示对参与叛乱者的死刑审判。各行各业的工人们也遭到解雇。在革命一周年的时刻，在革命中遇害与被审判处死的受害者的家属们也被禁止参与任何纪念活动。但是抗议活动仍在全国范围内持续着。罢工与抗议从未停止，在各省的暴力抵抗（尽管采取了相当低的烈度）也仍在持续进行着。镇压的严重程度远不是力量的标志，而是表明局势仍然多么脆弱。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年来伊朗发生的起义意味着远不止于着装规范。它产生于社会系统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伊朗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反叛。尽管这些动荡根植于伊朗独特的社会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去定位它所处的位置。形成去年冲突爆发的社会原因依旧存在，并且形成了在任何可能性中只会不断加深且无法克服的社会危机。不仅因为这种危机爆发的频次越来越高，其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尽管如此，去年的革命也仍然是一个转折点。先前造成社会不满的独特因素与重大社会议题从此开始汇聚在一起，使得整个系统都受到了质疑。虽然没人能预测到伊斯兰共和国能否走进他新的一年，或者下一个十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不仅另一场社会大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种真正的革命运动与文化已经觉醒，并且存在于现如今的伊朗。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系列相互孤立的，自发的，或随机的社会运动，而是对越来越多人遭到异化与剥夺的回应。它或许不会以过去任何革命的形式出现，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这一点。
如今的伊朗革命斗争不仅影响着伊朗未来的命运，也会对其它地区造成连锁反应。就像沙阿政权的最后十年一样，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成长为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的重要参与者。鉴于现如今中东的冲突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伊朗政权的构成以及其在更广阔的帝国主义的联系。同时伊朗工人阶级也面对着反对自己政府的革命斗争，他们陷入了一场潜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交火中。在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中间展开的所谓代理人战争（加沙不过是众多战争中的一幕）会扩大为一场更广阔的斗争，革命斗争不仅对伊朗，对整个区域的政治生态都有重大意义，就像伊朗周边地区的事件反过来影响伊朗一样。
虽然对帝国主义的讨论经常涉及到伊朗和中东，但这通常是以一种单向的方式，即只讨论单纯的外部统治因素。而帝国主义与内部阶级斗争的关系则较少地被关注。但事实证明，最具启发性的恰恰是这种内在与外在的关系。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国家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形势，我们必须先对伊朗的政治系统进行祛魅。
伊朗必须首先被理解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其国家机器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机器。再多蛊惑人心的宣言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伊朗虽然拥有许多自身特有的特征，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事实不仅体现在其内部社会关系上，也体现在它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上。
在19世纪，伊朗通过一系列整合与边缘化（integration and peripheralization）的进程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中去。上个世纪末登上孔雀王位的卡扎尔王朝（1794-1925）很快就陷入了沙皇俄国和英国在中亚的“大博弈”（Great Game）中去。因军事失败而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让卡扎尔王朝失去了部分领土，其中的一些条款还加强了殖民帝国对伊朗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宰制。伊朗对欧洲商品门户大开，同时国内生产也逐渐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2。
卡扎尔王朝时期的伊朗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部族封建主义”（tribal-feudalism）3。国家机器并不是一个集权的现代国家。沙阿通过各种当地贵族，地主，酋长以及高级神职人员组成的土地贵族和当地士绅来进行统治。这里没有一只国家的军队，只有隶属于当地贵族的私兵。人们按照种族、部落或宗教派别划分，讲各种语言和方言。
在城市中心（多半是一个省的首府），最主要的经济生活场所就是巴扎（bazaar）（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也是这样），在中东城市中的传统经济中心，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商人与工匠也被称为bazaari4。巴扎不仅是商店和贸易的中心，它还经常包含公共浴室、茶馆和中央清真寺。巴扎中的商贩和神职人员之间存在家庭关系也是很常见现象。富商资助清真寺、神学院、宗教游行，向慈善基金会捐款，是许多宗教事务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整个十九世纪，教士阶层与富人的土地持有量不断地上升，而教士是通过宗教捐助和富有贵族与富商的捐赠来不断地获得土地。Bazaari（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教士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理解现代伊朗政治非常重要，特别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教士与商人之间的结盟将会是这场革命的核心，他们是伊斯兰共和国得以存在的阶级基础。
这种以被欧洲宰制的形式融入到全球市场的过程，导致了资产阶级民族意识在商人，教士与工匠之间的萌生。随着巴扎中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与一种资产阶级形式的民族意识不断巩固，反对外国租界与各种形式的国外统治的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商人的物质经济实力与教士们的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将传统的资产阶级转变为了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
19世纪伊朗的整合与边缘化特征，不仅伊朗与俄国的商人们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伊朗工人阶级的诞生。当187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伊朗粮食价格下跌时，这一现实终于击中了伊朗的要害。 农村的日益衰落逼迫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去务工。自然而然地，他们被吸引到了俄国在高加索地区逐步发展中的工业中心，特别是以新兴的石油工业为主的中心城市——巴库。
巴库的油田是工人激进主义的大熔炉。在十九世纪末，这座城市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伊朗移民工人投入到工业的发展中，在那里他们接触到了成立于1898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WP）。不仅仅是伊朗人，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都来到这里成为产业工人，从而导致这座城市发展出了一种拥有着多元文化与多元宗教的工人阶级。雇主们对工人阶级时常保持着敌意，同时伊朗工人与当地的活动家们也经常参与由政党组织的罢工活动。巴库的罢工潮导致了1905年俄国革命。在这股革命浪潮中，工人们得到了重要的组织政党与罢工的经验，正是在这同一年，伊朗社会民主党（SDPI）成立了5。
1905年革命在当时直接地影响了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中国和土耳其。但是考虑到其距离与历史联系，伊朗是最先对此做出回应的。对俄国和伊朗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伊朗革命与俄国反对沙皇的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沙俄在边境北部的反应，许多革命者将注意力转向了南方的伊朗。当革命浪潮在年末抵达伊朗时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与后来的宪政革命与内战遥相呼应（1906-1911）6这场革命与俄国的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被视为后者的延伸，它被证明是一场类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因素。尽管个革命没有成功地动摇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仍有巨大的文化-政治重要性，并且所有塑造20世纪伊朗政治状况的可能性都以此为基础。它还延长了在反对外国租界的抗议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巴扎商人-神职人员联盟，但同时也向新生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运动引入了革命因素。在为了建立全国议会（Majlis）的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见证了省议会（anjumans）的发展，和俄国的苏维埃一样，成为了推动革命继续发展的民众力量来源。1909年，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全行业工会由印刷厂与报社工作者在德黑兰建立。1910年发生了第一起行业罢工，包括了德黑兰所有的专业报社。他们的要求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和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等。
面对着来自下层革命的威胁以及处于上升期的德国在中东地区的日益强势，英国与俄国在亚洲问题上求同存异，签订了1907年英俄协定。协定将伊朗划入了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了在将来世界大战爆发时同盟得以建立的重要一步7。1911年12月英法的入侵与占领结束了伊朗从1905年开始的革命浪潮。特别是沙俄军队对伊朗和俄国革命者实施了恐怖统治。尽管议会制度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其功能已经成为了贵族统治的基础。伊朗的宪政革命在伊朗第一次提出了个现在仍然重要的问题：激进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与更广泛、更受欢迎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 它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个永恒的真理:在社会革命面前，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同谋。
在英国和俄罗斯对伊朗宪政革命的干涉结束的两年后，帝国主义竞争在1914年演变为了世界大战。尽管伊朗政府官方宣布自己保持中立，但事实上没有能力让自己置身于同盟国与协约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争。这场战争对伊朗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就像对任何被视为帝国主义屠杀战场的地方一样。大约有两百万人死于战争、饥荒和疾病。形势强调了伊朗作为殖民地的处境，即其在面对帝国主义在境内为所欲为时毫无办法。
在这一点上，伊朗被证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中央政府只是其他大国的影子。就像立宪时期之前的情况一样，中央政府在国家首都之外没有实权，即使在首府，这种权力也经常受到外国干预的干扰。当地的部落首领和贵族抓住了机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在各自的地区明确地构成了实际权力，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参与或调解的情况下直接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协议并签署条约。
1917年俄国革命在根本上改变了形势，为革命力量注入了新的生命。布尔什维克将俄国军队从伊朗撤出，同时废除了俄国在伊朗的所有条约和特许权。罗曼诺夫王朝的落幕也意味着卡扎尔失去了其主要的支持者。随着俄国和奥斯曼战后在中东地区的撤出，英国成为了该地统治性的帝国主义势力。英国人最初想把伊朗变成一个保护国，但这种可能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反英情绪持续高涨，只是他们非常的分散。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带来了新的社会革命的威胁。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伊朗社会主义者组建了伊朗正义党（Adalat Party）,其为1920年建立的伊朗共产党的前身。比其他要素更应当注意的事情 是，十月革命不仅冲击着英国殖民者同时也对当地的统治阶级造成了威胁。在1920年，这种威胁随着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在吉兰省的建立而蔓延到了伊朗的北部。红军现在在伊朗领土上有了正式的存在，并成功地将英国和伊朗军队赶出了该地区8。
这一局面的出现迫使英国必须改变其帝国主义策略。尽管英国迄今为止一直支持各种地方贵族和部落首领，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力，但这种策略(除了直接占领之外)在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时开始变得不稳定。同许多伊朗统治阶级一样，英国人在寻找一个能够夺取权力、恢复秩序、保护他们的利益免受社会革命威胁的强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位名叫礼萨沙阿·巴列维的哥萨克骑兵旅的军官脱颖而出，成为承担这一职责的最佳人选9。他被鼓动去发动政变，并成为了国家安全的保障，让英国军队撤出了该地区。
巴列维王朝
1921年2月的政变将礼萨汗将军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并推动了现代中央集权的伊朗民族国家的建立。巴列维政权应当与同一时期兴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权被放在一起来审视，他们都是对由一战导致的国际秩序的解体和十月革命带来的威胁的回应。礼萨汗可用与同时期在土耳其的凯末尔，以及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威权民族主义政权相比较。与后者一样，巴列维王朝“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中，较为弱小的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反击的产物。这个阶级只能通过镇压和国家指导的经济增长来纠正这种状况”10。
这一时期的政治逻辑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国家建设。一旦新政府与苏联和英国军队谈判撤军，它就开始镇压所有剩余的反对派和权力中心。强大的部落军队被制服，而自治和地方权力，以及追求权力的敌对军官，都被粉碎了。一只能迅速保卫国家权力的现代军队被组建起来，紧接着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征兵，政府发行的身份证，对贵族头衔的废除，以及对正式姓氏的强制要求。既然新秩序的支柱是现代化的军队与官僚机构，政权也追求着将政府权力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地方语言被禁止，波斯语成为唯一指定官方语言。建立了一个不受神职人员控制的现代教育体系，法院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开创了一个独立于宗教秩序的现代法律体系。也许这些变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对黑色罩袍（chador）的禁令，这与其他改革一起引发了神职人员的持续愤怒11。
许多改革主义者，甚至是一些左翼，在最开始都支持礼萨汗。就像拉萨尔派对俾斯麦的支持一样，他们相信通过支持礼萨汗可以让那些在民主政治下陷入死胡同的改革得以成功。在1925年，卡扎尔王朝被废黜，但是不像凯末尔那样在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第二年，他将自己加冕为礼萨沙阿·巴列维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王朝12。沙阿继续用铁拳来巩固他的统治。该政权鼓吹一种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追求于实现对前伊斯兰时期波斯帝国的伟大复兴。这一时期的国家最好被概括为一种保持着君主制的军事独裁国家。
尽管处于高压统治之下，这一时期的工业计划使得工人阶级的规模和重要性都持续增加，这一期间共产主义者们也组织过多次成功的工会活动。这种情况在1929年达到顶峰，当时由英伊石油公司拥有和控制的阿巴丹炼油厂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这次罢工震动了伊朗和英国的统治阶级，不仅是伊朗工人阶级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也是对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能力的一次考验。政府以强大的武力进行回击，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者的打击。1931年，一项新的法律被颁布了出来，将教授和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定为犯罪，禁止工会，禁止罢工，并发起了新一轮镇压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浪潮13。
虽然巴列维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统治阶级，但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后者的统治。在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之下，通过国家机器，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而且工业化也得以进行。正是通过国家机器，现代资产阶级得以巩固和扩张，这一事实在当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下依然如此。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巴列维政权与伊斯兰共和国都与1852年政变后的拿破仑三世有着共同点：后者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统治阶级的国家，但在结果上却是实现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14“
礼萨汗的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在二战期间，伊朗政权与轴心国走得很近，特别是德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伊朗有着密切的联系。礼萨汗的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当德国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盟军希望借道波斯湾将武器送往苏联前线。当礼萨汗拒绝后，盟军立刻就入侵并占领了整个国家。礼萨汗让位给他年幼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Muhammad Reza)，并在流亡中度过余生。
盟军在1941年的入侵导致了礼萨汗独裁政权的落幕，开启了一段民众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活动的时期。政治犯被释放，工会被重建，现代政党也逐渐开始形成。尽管礼萨汗在盟军的入侵中倒台，但是盟军仍然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作特别是君主制度和军队。盟军将占领伊朗直到战争结束，苏联再次占领北部，英国占领南部。这也是美国介入伊朗事务的开始，美国向伊朗派遣了一支重建军队的军事使团。
当共产主义囚犯被释放后，他们中的一名核心成员成立了Tudeh(群众)党，这将是伊朗官方的亲莫斯科共产党。该党有一个民主的民粹主义纲领，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子。它在产业工人阶级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那个年代末组织了中东最大的工会联盟。
战争结束后，伊朗将会成为许多社会斗争的对抗的舞台，同时也是冷战第一次斗争的发生地。在1946年，苏联在盟军同意撤军后继续占领着伊朗的北部。在红军的保护下，马哈巴德和阿塞拜疆建立了自治共和国。同时，许多共产主义者也加入了战后的联合政府。在苏联撤军后，帝国军队立刻在接受该地区后立刻就进行了镇压。共产党人也被赶出了政府，就像1947年法国和意大利联合政府的垮台一样。这是战争期间开始的美伊新军事联盟的第一次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民族独立运动经历了一场高潮，其重点是要求将伊朗石油国有化。穆罕默德·摩萨台(Muhammad Mossadegh)领导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是这波浪潮的中心，他很快获得了大批追随者，并于1951年当选为首相。国民阵线不是一个拥有单一意识形态的政党，而是在石油问题上团结在民族独立大旗下的政党联盟。当议会投票决定将石油工业国有化时，英国立即作出反应，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社会紧张的加剧。人民党日益显示出他们的实力。美国担心不确定的局势会给人民党创造夺取政权的机会。这是1953年3月亲沙阿的右翼军事将领成功发动政变的开始15。
1953年的政变关闭了二战开启的社会运动的大门。随后的一段时期是严重的镇压时期。这次政变将巩固国王和军队的地位，对抗所有对手和竞争的权力来源。它还确立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地位。镇压的主要力量是针对人民党中的共产主义者。党的网络被铲除，工会联盟被摧毁。许多激进分子被监禁、处决或流放。为了促进这种新秩序，美国帮助该政权建立了一支新的秘密警察部队，国家信息和安全组织，通常以其波斯语首字母缩写SAVAK而闻名。它的名字将成为伊朗国王独裁统治下镇压和酷刑的代名词。
白色革命：独裁与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1955年加入了亲西方的军事集团CENTO（即巴格达条约组织）后，伊朗成为西方阵营中的重要成员。在1960年早期，古巴革命让美国改变了其帝国主义策略。新的肯尼迪政府开始鼓励一些国家采取改革，他们相信这可以在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减少社会革命的风险。结果，镇压的环境相对放松，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了政治活动的复苏。而其在伊朗的成果，就是1963年的白色革命。
这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并且同时通过采纳部分议题来削弱吸收政权的反对者们。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改革的结果，开启了一段快速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最直接地为革命奠定了基础。
尽管主观上想通过改革扩大群众对国家的支持，但是新的改革却导致了群众抗议并导向了大规模暴力事件。左派支持各项改革，但是却反对政权的独裁本色。而教士们坚定地反对各项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这将威胁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同时也反对各项改善女性和少数族裔权益的改革。对改革的反对引起了由教士们（特别是霍梅尼）领导的民众起义，但是迅速被暴力镇压扑灭了，这导致了大量参与者被杀或被逮捕。尽管左翼和民主主义者相比于教士有着不同的反对政权的理由，1963年仍然展现出了两者结盟的可能性。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分歧变得模糊——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被视为1979年革命的“彩排”。
白色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有效地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替代了封建生产关系。国家权力取代了地主权力。然而，如果认为贵族被剥夺了权力，那就错了。封建地主仍然受益于这种发展，只要他们愿意成为资本家。那些机械化和雇佣雇佣劳动力，或租给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地主，能够保住他们的庄园。其他地主找到了保留优质土地的方法，同时将质量最差的土地重新分配。来自古老强大家族的贵族被授予贸易部长职位以支持国家，并鼓励地主投资工业。
在很少或根本没有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大的土地被分割和分配给农民。同时 国家开始鼓励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曾经的农民大量选择卖掉他们的土地并移居到城市。大批人涌向城市地区，在国家的建筑和工业项目中寻找工作，而那些留在农村的人则在农业综合企业中从事领工资的工作，实际上使他们成为农业无产者。这一阶级转变的过程只用了十年。在1965-1973这短暂的时刻内，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德黑兰的人口是最早的两倍。这些新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住进了不断扩大的棚户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城市贫民”大军。一些人进入了制造业与工业的领域，但更多的人（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进入了土木建筑行业，为富人们建造摩天大楼和公寓。
其他的改革依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教育提案，本质上是专制的，促进了现代官僚主义的发展。奖学金和出国留学机会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其中许多人很快就被政治化了。对女性的解放，伴随着更多的就业与教育机会，仍然是这一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之一。当局忽略了，或者至少低估了，所有这些政策为社会革命创造物质基础的程度。和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一样，这一发展成果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作为整体的国家越来越发达，阶级差异也越发明显。
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认真推行一项激进的发展计划，将伊朗转变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现代性计划利好于“买办资产阶级”：政府给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贷款，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美国企业的中间人。与此同时，集市上的传统资产阶级，在家族关系上与神职人员密切联系，并为宗教捐赠、庆祝活动、清真寺等提供资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沙阿政权越来越疏远。
1963年以后的几年里，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榜样的鼓舞，年轻一代的积极分子转向武装斗争。其中，两个主要的军事组织是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People’s Fediayan Guerillas），主要来自于伊朗人民党和国民阵线左翼，另一个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People’s Mujahideen），来自于于国民阵线的宗教派别，并坚持左翼伊斯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这一时期见证了城市游击运动的兴起，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仍然很低。工人的罢工在1970s早期开始恢复，至少在当时，政府能够保证他们没有亏损。这不仅仅是因为镇压（这当然是一直存在的），但同时也是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这足以维持对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和白领，蓝领工人的控制。随着国际市场上的油价飙升，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国王狂妄自大地宣称要把伊朗变成一个“伟大的文明”。他确实做到了，然而，是在作为地区强权与反共的成就之上。在尼克松-基辛格的领导下，美国作为中东的宪兵队全力支持伊朗国王的政权，提供武器和政治支持16。
1975年国际油价下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于经济会保持持续增长的乐观心态逐渐消散。政府想要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加重了民众的怒火。为了回应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国家变得更加独裁专制了，逮捕了大量的巴扎商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传统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历史上的盟友——教士的反抗情绪。自1977年底开始，社会各行各业以及各阶层的人民都加入到了一场“群众运动”中去，直到政权终于选择自绝于所有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了该政权的一个弱点。沙阿几乎自绝于社会上的所有阶层，除了一个买办阶层的统治者小圈子包括皇室成员与法庭，高级军事将领，以及像投资工业的资本家这种大资产阶级和与各种大企业有关的精英家庭。
1979年革命
1977年，经过多年的政治压制，异见人士开始积聚，很快积攒的高压将会使得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动荡。5月，一些著名的法官、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反对派人士开始向高级部长发表一系列公开信，谴责社会问题，强调违反1906年宪法的行为。在一个月后以及同年八月，政府再一次尝试用武力消灭德黑兰的贫民窟。但是两次行动得因当地居民激烈的反抗而被迫中止行动。在十月，作家和诗人们在德黑兰的歌德学院组织了一系列朗读行动。十多天来，他们的公开朗读行为从未中断，开始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在最高峰时期吸引了1万五千人聚集在这里，并以在夜间人群与警察的冲突而终止17。
在卡特内阁的热烈欢迎下，沙阿在同年对华盛顿进行了官方的访问。在白宫的访问活动遭到了大规模学生抗议。沙阿政权的支持者与异见者在街头展开了一次暴力交锋。当沙阿和卡特会见客人时，警察部署的催泪瓦斯飘到了白宫的草坪上。在媒体众目睽睽之下，宾客们在外面的喧闹声中擦了擦眼泪。
回到伊朗，学生在大学校园罢工和示威的势头和频率都在增加，以至于到1977年底，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被关闭或无法正常运作。各个行业的罢工都在增加，但在这一点上，罢工仍然集中在涉及特定不满的经济要求上，而不是更普遍的政治要求。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件，对大部分观察家们来说，政权正在处于严重危机或正处于革命边缘这档事仍然不是很明朗。1977年新年前夕，卡特总统来到伊朗，在那里他受到了国王的款待，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电视转播。卡特向伊朗国王敬酒，宣称伊朗是“世界上最动荡地区之一的一个稳定之岛”。
1978年1月，一家半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诽谤性的文章，指责霍梅尼(当时他仍流亡在伊拉克)是英国间谍，以及其他一些罪名。神学院学生和神学学生在库姆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活动最终走向
了暴力，并且有一些抗议者被军队射杀，在传统的40天哀悼周期后，这一行为引发了神职人员领导的进一步示威浪潮。每有一个示威者被杀，四十天过后，他们的死亡就会以另一个示威作为标志;如果在那次示威中又有一名示威者被杀，40天后还会有另一场示威，以此类推。这种动态性有助于将宗教反对派推向斗争的前沿。
1978年2月18日，大不里士的一次大规模示威演变成了一场骚乱。政府建筑与其它象征政权的建筑遭到攻击，这标志着民众反对情绪的明显升级。仅仅一个月内，大规模抗议与叛乱蔓延到了55个城市。为了安抚抗议者，伊朗国王承诺自由选举，并任命了一位新总理，承诺进行更多改革。
然而，为了回应这些事件，工人们的罢工开始扮演了一个更具政治性的角色。8月，爆发了一场罢工浪潮，声援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斗争。许多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参加了罢工，这股浪潮迅速发展起来，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罢工。为了平息罢工，政府承诺加薪、福利和修改劳动法，但情况已经膨胀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示威活动继续在地理上蔓延，规模越来越大。
最终在1978年九月7日，德黑兰和11个城市宣布戒严。在违反戒严令的情况下，第二天在德黑兰的Jaleh广场发生了示威活动。军队向人群开火，有超过80人因此被射杀。这一天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标志着革命的另一个戏剧性转折点。然而，人民没有被吓到，抗议人数仍在增加。第二天，罢工蔓延到伊朗经济的关键——石油工业。石油工人加入罢工浪潮对国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整个9月，工业行动从一个炼油厂蔓延到另一个炼油厂，以及其他工厂和行业。到月底，汹涌的群众罢工浪潮已合并为总罢工，整个经济陷入停顿。
为了恢复秩序，伊朗国王于11月任命了一个新的军政府，其士兵试图迫使石油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这一招暂时奏效了，尽管那些在枪杆子下被迫回去工作的人仍然成功地拖延和破坏了工程。然而，最终，军队的力量无法与工人阶级的集体拒绝相抗衡，12月，军政府垮台。
接下来，国王试图组建一个由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领导的文官政府。巴赫蒂亚尔是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长期的反对派活动家，前政治犯。巴赫蒂亚尔接受了这一建议，并立即被国民阵线开除，而此时的国民阵线已转而支持霍梅尼。
此时，示威者已达数百万人，军队也开始越境前往另一边，其中许多是来自贫困家庭的义务兵。军方领导人发现，要让民众服从并保持士气越来越困难。
最后，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第二次逃离伊朗，希望军方和巴赫蒂亚尔政府能够恢复秩序。但历史不会经常重演，事件也不会像1953年那样发展。
1979年2月1日，当阿亚图拉·霍梅尼从流亡中归来时，他受到了大批民众的欢迎。他宣布巴赫蒂亚尔政府是非法的，并任命了一个由自由民族主义反对派成员组成的临时政府在这一点上18，国家处于双重权力的局面:巴赫蒂亚尔政府和巴扎尔甘政府。阿亚图拉·霍梅尼现在成了革命的实际领袖。
1979年2月9日，经过一年多的示威、罢工和骚乱，一场全面的起义爆发了。在德黑兰空军基地发生的一场兵变点燃了这一火花，当时学员们宣布支持革命，反对他们的指挥官。精锐的帝国卫队，著名的“长生军”（immortals），迅速袭击了基地，试图恢复秩序。消息传开了，游击队纷纷行动起来，冲向帝国卫队。这一行动蔓延到邻近的城镇和其他城市。警察局和军营遭到突袭，他们的武器被分发给人民。由于警察和军队相继被击败，整个城市都竖起了路障。政府大楼、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被占领。监狱遭到袭击，政治犯像英雄一样扛在群众的肩膀上被抬走。看到巴赫蒂亚尔政府注定失败，高级军事将领宣布中立，要求那些仍然忠于他们的士兵返回军营。1979年2月11日，德黑兰电台宣布革命胜利。
进军的霍梅尼
沙阿倒台后的几个月是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系列冲突和社会斗争给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工人们回到工位的时候，在许多行业中他们是因为shoras（工人议会）的存在才这么做的。各政治组织在面临了多年的压迫之后，突然得到了自由运作的权利，并开始蓬勃发展。社区在地方委员会的控制下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学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基地。各省都在起义造反。拥有着如此广泛的民众运动，以及中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左翼组织，怎么会导致一个神权国家的建立？尽管镇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事情的全貌相当复杂。
尽管无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并且拥有武装去推翻政权，但他们没有立足于宣称运动的领导权（hegemony）的站位上。此外，几乎在国王倒台后，革命力量联盟内部的冲突开始显现。虽然这场运动是广泛而受欢迎的，但它的领导人来自于巴扎里-神职人员联盟中的小资产阶级。因此，新政权面临的问题将是，如何在这些由革命团体和更广泛的群众组成的不同群体中建立无可争议的政治领导权。
霍梅尼及其支持者们不仅仅是依靠在街头的极端暴力来巩固他们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的。当然，他们确实雇佣暴徒(自称真主党)攻击反对派集会并破坏罢工。但是他们的成功同样也依赖于对意识形态的操演。如果1979年革命有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反帝国主义。与某种宗教复兴或对现代性的抵制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是，当时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从一种第三世界民粹主义的角度来宣称自己，而这种民粹主义将成为革命的领导权，以至于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最终都将通过它的棱镜被看到。特别是对于左翼，他们助长了这种意识形态混乱。而正是通过这种对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霍梅尼教士才能够确保他对革命领导权的把控。
霍梅尼能够迅速控制这场运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沙阿独裁统治下存在的近乎完全的政治真空。整个政权镇压的重心都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者。对于在革命前的十年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来说，他们的传统社区被土地改革打乱了，清真寺往往是他们能找到社区残余的唯一地方。然而，清真寺不是中立的，而是在神职人员的控制下，他们在这些新生的失去财富的人口中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听众。这些文化亲和力与乌托邦式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后者承诺终结腐败，开创一个正义的时代，将各个阶级团结成一个抽象的人民。
人们经常认为穆罕默德礼萨汗政权对伊斯兰教怀有敌意，或者正在推行激进的世俗化计划。这是不准确的：与他的父亲一样，他跟致力于让宗教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或服务于国家治理。对于沙阿来说，真正的敌人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
尽管巴列维政权确实提倡一种强调前伊斯兰时期的民族主义，但是当目的需要的时候也并不反对用一种伊斯兰叙事。它采取的策略将在整个地区都是相同的，即鼓励宗教意识形态来对抗左翼的流行。当国家的全部镇压和宣传力量被用来对付左派时，伊斯兰势力却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甚至受到鼓励。最后一任沙阿非但没有关闭清真寺，反而资助了更多的清真寺、祈祷大厅和宗教服务。只要他们不直接的反对国家与君主制，他们的运作都是自由的。特别是当他们将矛头指向不信神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许多在1979年革命期间成为霍梅尼主义运动重要人物的神职人员在杂志和报纸上占据突出地位，并定期出现在广播和电视上。当然，有针对宗教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但仅限于直接反对政权的团体。那些不直接讨论政治的人物得到了回旋的余地，这对左派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霍梅尼在法国期间的不妥协态度和相对的言论自由，很快使他成为革命的象征性领袖——这证明，当赋予象征性足够的权力时，它们就会成为自己的权力。霍梅尼拥有共产主义运动梦寐以求的网络，在中下层神职人员中拥有强大的追随者。随着霍梅尼演讲的录音带被广泛分享和分发，各地的清真寺很快成为表达异议的平台。在1978年至1979年的革命起义期间，后来成为革命重要基础的社区委员会就是由这位神职人员控制的清真寺组织起来的。这些社区委员会也逐渐由霍梅尼及其支持者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控制。那些一直保持独立的人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这些委员会很快开始组织民兵随着时间的推移19，这些委员会都被迫就范，通常是通过暴力镇压。他们无法通过忠诚者来统治，他们突破了正面镇压。但在库尔德斯坦，中央政府的自治权维持的时间最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对那里的人民持续的镇压，他们从未完全接受伊斯兰共和国。
在1979年11月，霍梅尼派的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场危机来得正是时候，经济问题和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开始加剧。除非人们认识到，人质危机与其说是与美国的冲突，不如说是为了击败国内反对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否则就无法理解这场危机。它有双重结果，一方面迫使自由民族主义临时政府辞职，另一方面击败了仍然在反帝国主义革命中争夺霸权的激进左翼。在人质危机之前，新政权根本没有什么反对美国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占领大使馆是反帝国主义的完美奇观: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该国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斗争中转移开，那些直到最近才被马克思主义对手视为宗教狂热分子和宗教革命者的学生，现在可以将自己呈现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通过这种方式，危机帮助宗教派系击败了左派，并确保了他们对革命的霸权。
在1980到1983年，国家启动了一场文化革命来清洗大学和各教育机构的左翼影响力。学校被关闭，教职工被清洗。抵抗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导致左派学生和伊斯兰暴徒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工厂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权掌握在左翼政党手中。尽管工人委员会自发的产生于在1978-1979于大罢工期间组成的罢工委员会，他们喜欢左派的参与，他们被邀请在他们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那些由霍梅尼主义者主导的工人委员会往往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社团主义，而更激进的工人委员会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这种差异指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伊朗所独有的）即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在过去的十年里，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和不平衡的特点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虽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共同现象，特别是在发展以先进技术为标志的国家，而不是更原始的积累形式。这种鸿沟意味着“新”和“老”工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伊斯兰主义者利用这种差异来对付左翼和工人阶级运动。新无产阶级化的体力劳动者或失业工人与第二代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享受不同的娱乐来源，并倾向于支持左翼的世俗政党。这包括白领工人，但也包括现代工业中的“熟练”工人，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这些都是国家和经济的核心。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教育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神职人员利用这种差异来宣扬他们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帝国主义不仅与资本统治有关，而且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关，包括马克思主义。上层工人阶级被视为是西方化的，这种趋势与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是一致的，特别是那些不处于边缘地带且相对发达，并且拥抱全球化发展的国家。
像先前的法西斯政权一样，以无序来缔造秩序。他们不仅征服了国家，而且通过革命委员会的行动，在街头夺取了政权。在1983，他们挫败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从一开始，伊斯兰共和国总是把一部分人口纳入其警察机构，以监视和镇压其余人口。这一政策使其能够将流氓无产阶级的文化怨恨引导到政权的镇压中，并标志着与前政权的重要背离。
凛冬与战时经济
1983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如果对整个国家来言不是至暗时刻的话，那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黑暗与沉默的时刻。左派被碾碎并在政治上被挫败，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开始减弱。战争主导了整个社会。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了民族主义的狂热中，这至少意味着对国家的隐性支持。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仍然拒绝国家统治的人因为形势对他们不利而被迫保持沉默。霍梅尼讲伊拉克的入侵视为上帝的赐福。战争让反帝国主义的煽动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供了要整合国家的借口，通过强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来为政权镇压异见者提供合法性。经济困难可以再次归咎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这为霍梅尼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推行他的普遍经济紧缩的愿景。后者也有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各个方面推动:牺牲，苦难，服从，权威，哀悼，殉难。
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国家团结就可以保持，社会经济问题就可以外化。这些年来，伊朗是一个战时经济体。战争也给国家带来对社会更深层次的控制的能力。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一直抱怨沙阿政权官僚主义的复杂性，而伊斯兰共和国却将官僚主义扩张得远远超过了前政权社会的伊斯兰化和管理如此多的人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必要性要求建立新的部门和部门。镇压机器也必须扩大。尽管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内阶级，但与沙阿政权不同，霍梅尼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将大众阶级与国家联系起来的基础，这是穆罕默德·礼萨·沙阿梦寐以求的。就像之前的法西斯政权一样，它把许多流氓无产阶级青年纳入了镇压机器。在革命期间和之后，霍梅尼民兵组织和街头帮派聚集了大批新来的、对社会不感兴趣和疏远的农村人，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社区意识，并通过清真寺重新发现了社区意识。所有这些后来都被直接并入国家。
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和受益于其统治的买办资产阶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伊斯兰共和国。无论是沙阿政权还是伊斯兰共和国，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私营部门和现代工业由主要来自石油的国家收入支持。上层管理人员和官僚构成了一个阶级，就像那些在前政权中担任这一角色的人一样，他们通过在国家官僚机构中的职位来中饱私囊。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使这些“百万富翁毛拉”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投资是全球性的，包括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个阶级现在不仅包括神职人员、商人和政府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大家庭，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富有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官僚机构的中心支柱是Pasdaran，即“革命卫队”20
革命卫队是在革命期间成立的，目的是巩固霍梅尼的地位。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不信任军队，因为军队与伊朗国王的政权关系密切。他们还需要对抗武装的左翼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由于在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而具有强大的存在感。因此，霍梅尼的忠实支持者们组建了一支民兵队伍，他们从革命期间涌现的社区委员会演变而来的民兵队伍中抽身而出。后者本身与当地清真寺有联系，而这些清真寺又由霍梅尼本人主持的中央“革命委员会”控制。革命结束后，这些武装委员会的非忠诚分子被清除，并正式成为革命卫队。随着战争的爆发，他们正式成为一个军事单位，并形成了战斗的前线。革命卫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与“最高领袖”的位置联系在一起。在卫队出现时，这个位置由霍梅尼占据，但现在由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哈梅内伊原本是一名中层神职人员，在沙阿统治时期是一名忠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后来成为霍梅尼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总统。然而，无论谁在政府中革命卫队都是自治的，并对领导人忠诚。
今天，革命卫队规模更大，甚至更加制度化，已经成为国家的中心支柱之一，不仅在军事上和作为镇压力量，而且在经济上。革命卫队现在已不仅仅是和常规军队平行的军事组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官僚机构为那些以前被排除在国家和经济权力之外的人提供了一种晋升的手段。革命卫队因此变成了国家拥有的最大的公司，仅次于伊朗石油企业。他们的账目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对官方政府也是如此。他们的武器装备都是从私人部门中得来的，因为他们控制着边境，黑市也是他们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经常处决毒贩;事实上，这些构成了大多数处决。但如果你是革命卫队的一名军官这可能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公务员考试被宗教考试所取代，确保那些在思想上最忠诚、对国家最忠诚的人能够晋升，并获得职位。革命卫队还负责地区镇压。例如，他们组织和协调了对2019年伊拉克示威活动的镇压。他们的精锐圣城军在支持叙利亚政府对抗反对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1
最终，在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层面，伊斯兰共和国的运作方式与其他一党专制国家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宗教网络取代了政党机构。换句话说，伊斯兰社会网络所扮演的角色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政党机构一样:清真寺是党的总部，星期五的祷告领袖是地方政委，每周向群众传播国家的信息。每个城市的中央清真寺星期五的祈祷是中央政府的扩音器。
重建与新自由主义
1988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朗经历了以经济自由化政策为中心的战后重建时期。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暂时缓和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务实的做法，赞成私有化作为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和以前一样，这一政策创造了一个社会基础，后来在共和国内部发展成为一股敌对力量。经济繁荣造就了许多百万富翁，但也造就了一代没有经济前景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即将成年，变得政治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代年轻工人，他们不仅加入了工业劳动力队伍，而且在劳动力变得更加不确定的条件下，加入了一个新的现代化和技术更新的劳动力队伍。正是在自由派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uhammad Khatami)执政期间，出现了三场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它们后来被证明是伊朗革命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力量。
政治(非常)相对自由化的时期为更大的公共组织提供了机会。然而，这种新的自由化的限制将很快受到考验。
政府在1999年的学生骚乱中首次出手，那是自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在选举之前和之后，学生们都重新活跃起来。7月，学生们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回应一家改革派政治报纸的关闭。随后，政府暴徒袭击了德黑兰大学的宿舍，杀死了一名学生。这导致了为期六天的示威和骚乱，蔓延到全国各地，国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超过1200人被拘留，而有更多的学生则直接“消失”了。22
2004年，在哈图纳巴德罢工的铜矿工人遭到当地宪兵队的袭击，此后，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劳工不断动员起来。从那时起，发生了一系列激进的罢工行动，不同部门的工人团结起来，努力协调和组织起来。也许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城市交通工人的斗争，特别是公共汽车司机，他们的罢工行动和组织努力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在该地区最大的汽车工厂伊朗Khodro工厂的汽车工人中，以及在大规模的Haft Tappeh糖厂的汽车工人中，武装活动也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这里只提两个部门，它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是公立学校教师，他们已成为当前斗争的先锋之一，并在最近的起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激进的工人阶级中，工人委员会(shoras)的概念也广泛存在23。
自由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后，右翼民粹主义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在革命和战争期间，他曾是革命卫队成员，他的竞选激起了民众对霍梅尼时期的怨恨和怀旧之情，他在自己出身的军事机构中享有支持基础。尽管他的民粹主义蛊惑人心，但工人阶级的自由化、紧缩和贫困仍在迅速发展。2009年，当艾哈迈迪内贾德战胜改革派对手的选举被认为存在舞弊时，伊朗爆发了后来被称为“绿色运动”的运动。
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暴露了改革运动及其自由民主要求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它宣布了一种决裂:在许多人看来，不仅在体制内工作的改革派战略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它的支持者与他们更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同行一样，都是体制的一部分。2009年之后，整个体系将日益受到质疑。
从那时起到现在，发生了数量惊人的爆炸、叛乱和民族起义，尽管时间很短，但其深度和战斗性都在不断增加。过去15年的起义一般都是从一个特定问题开始的，然后迅速发展为一场对整个体制提出质疑的反抗。随着每一次反抗的爆发，这种趋势只会变得更加明显。虽然这里不可能对每一个事件的特征进行适当的讨论，但有几个事件作为重要的转折点脱颖而出。2017年底，马什哈德发生了反对经济管理不善和日益增加的紧缩措施的示威活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其中包含了各种问题和不满。在2018年秋天，一场高度组织和协调的总罢工发生了，涉及各行各业，从产业工人、教师、公共汽车司机、卡车司机，到相当数量的集市店主。这波骚动在2019年11月达到了高潮，当时被称为“血腥抛弃”。补贴的大幅削减已导致燃料等基本商品的成本大幅上升。次的激进程度令人震惊。骚乱和巷战夹杂着工人的行动。政府用一种即使按照自己的标准也毫无道理的暴力来配合军事镇压。对于伊朗的激进分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归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吉娜·阿米尼的谋杀案引发了最近的社会运动。
性别，着装与资本主义规训。
在伊朗当前的革命运动中，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教室还是社区，女性似乎都是先锋。当前革命运动的激进女权主义特征是区别于以往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妇女在过去所有的斗争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但今天是年轻女性构成了斗争的先锋，塑造了斗争的本质、思想和愿望。目前的斗争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学生生活中:虽然大学一直是伊朗政治激进活动的中心，但目前的斗争不仅扩大到高中生，而且扩大到初中和小学的孩子，他们藐视当局，撕毁最高领袖的照片。
在伊朗，文化是一个斗争的领域，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作为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头巾不仅是一种宗教象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忠诚。
那些强迫女性使用头巾的警察（通常是女性）认同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且将法律的执行视作对国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是支持政权的女性监督和控制其他女性。这些执法者经常对那些炫耀这些规范和嘲笑他们意识形态的人心怀怨恨。因此，反对头巾的斗争主要不是针对那些出于虔诚或宗教信仰而穿着伊斯兰服装的人，而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关系到选择的自由。
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提醒，即使是看似没有合理经济逻辑的法律，也可以被纳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并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性别压迫与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乍一看可能并不明显。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注意到，在正式工作场所之外进行的劳动，特别是妇女的家务劳动，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存在至关重要。此外，在许多地区，女性的劳动既包括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也包括有报酬的劳动，既包括生产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也包括家务劳动。有时两者都是在同一空间内完成的，这一现象在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变得越来越普遍，往往是由必要性所驱动的。在这种情况下，有薪劳动和无薪劳动之间的区别不再对应于两组不同或不重叠的工人之间的区别，从而挑战了“经济”和“非经济”之间的区别。自1979年革命以来，国家领导了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鼓励妇女主要担任家务照顾者，将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推到了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前沿。然而，资本主义积累也要求女性参与生产。其结果是一个旨在促进这种参与的劳动制度，而不直接挑战父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制度下，相当一部分伊朗女性从事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但必须在隐形的外衣下进行。24
这是伊朗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共同特征。这是伊朗国王时期的情况，但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这种情况。工会主义，甚至是更激进的工团主义变得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产的不均匀性:伊朗是一个大型现代生产的岛屿，周围是原始和传统生产的海洋。即使在石油、石化等大型行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处于不稳定状态，签订临时合同。
在工人阶级内部引入强烈的性别划分使传统的阶级斗争路线变得复杂，女性问题往往被视为外部问题而被忽视。纺织工业中典型的小作坊-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首先被排除在所有劳工立法之外，而在家工作的女性当然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保护。这是雇佣女性的“优势”之一:她们很容易被剥削，因为她们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从来都是偶然的，而且国家官方也这么认为。这也证明了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和共生。在剥削和统治之间，在性别和阶级问题之间划清界限，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的。
伊斯兰共和国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方面的无能。从一开始，统治秩序就试图构建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意识形态、镇压和国家控制可以用来压制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但是，如果说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伊朗无疑就是这种情况。许多看似没有经济底线的法律法规，实际上与特定形式的劳动纪律密切相关。伊朗关于性别的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民族主义的持续性吸引力
伊朗最近的起义显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团结，明显没有民族主义口号。如果考虑到某些参与集团之间的历史仇恨，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如果认为它不能以某种新的方式来统一国家，那将是短视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默默无闻的运动或政治人物可以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复活，尤其是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为自己谋利的话。
今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模式。几十年来，王储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默默无闻。他们的支持越来越局限于加州、华盛顿特区和伦敦的某些富裕的流亡社区。在伊朗国内，除了少数主要在网上的右翼民族主义怀旧者之外，他们的支持更是不存在。然而，“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给王子和他的支持者们带来了新的生命。虽然主要是流亡社区，但他能够获得自由民主思想人士的支持的速度令人惊讶和担忧。
今天的危险在于，伊朗的反对派虽然可能采取不同的外在表达方式，但其内容和动力却相似。1979年，反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允许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得以确立，而今天，在大部分自由主义反对派中，存在着“民主”的幻想，这种幻想可以用来建立新的资产阶级霸权，这一次是为了支持美欧帝国主义阵营。我们在乌克兰的情况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伊朗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与乌克兰有关。出于对俄罗斯入侵的合理愤怒，许多自由左翼人士陷入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幻想，并与反对俄罗斯政权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动分子找到了共同点。人们甚至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降低了对这种反应的警惕。我们正再次走向类似于上世纪世界大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国际主义立场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那些站在“不是战争，而是阶级战争”立场上的人，被帝国主义屠杀的双方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然而，这仍然是唯一一贯的国际主义立场。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推动伊朗革命兴起和消亡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是一个悲剧。在今天恢复这样的立场将是荒谬的，因为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革命的，现在也不是。今天，它只服务于反动力量，将工人、学生和女性组织与那些维持压迫和剥削的人带入一种虚幻的和谐。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曾经有过任何解放的潜力，那么今天它既是乌托邦的，也是反动的。
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了解意识形态力量的政权。意识形态操纵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支柱。伊朗统治阶级不仅要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击败，而且要在意识形态上被击败。这正是电视上的公审和反对派人物的“认罪”所面临的风险，在伊朗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里，这些节目成为了伊朗节目的主要内容。这种场面仍然是政府试图击败所有反对派的一个重要特征。40年后的今天，它们的效果如何令人怀疑，或许除了那些无论如何都相信其所有宣传的忠于政权的人才会相信他。这样的人存在于每个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
视野
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以新形式重建自身能力的大量例子。这并不总是采取正面攻击革命分子的形式，而是经常以革命本身的名义进行。使伊斯兰共和国掌权的革命为这种动态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到1978年，任何新秩序都无法以君主制的名义建立起来。任何新的统治形式都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美国接受了这一点，因为此时美国已经对伊朗国王维持秩序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他们正在革命内部寻找一个可以与之建立关系的实体。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当前的革命运动继续发展，使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难以为继，伊朗国内和国际的统治阶级将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来保护他们的地位。这也许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
我们绝不能假定——正如伊朗政权的宣传所告诫我们的那样——国际资本没有大举投资伊朗。只有美国没有被邀请进这场在伊朗的聚会。美国的制裁不仅是为了惩罚伊朗，也是为了惩戒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而法国、德国、荷兰、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投资与帝国主义无关，这种观点很奇怪。自从战后重建开始以来，外国投资和私有化一直在增加。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伊朗的商业状况远非理想，国内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就像在沙阿政权下一样，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商人和私人工业家——一直在寻找一种更“理性”、更少专断的制度，一般来说，只有当这个制度是主流秩序，并最终保护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会支持这个制度。
然而，最终，社会革命的最大障碍往往来自那些以革命名义说话的人。反对伊朗国王独裁统治的革命清楚地表明，反革命是包含在革命之中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并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在南半球也同样存在。尽管伊朗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目前看来已死气沉沉的，但我们不应低估它将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如果革命运动发展壮大，变得更加包罗万象和激进的情况。有许多人希望看到现政权的终结，但同样反对社会革命。
这里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钱人，想要摆脱政权的一部分压迫但是又不想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且继续满足于资本的积累。这包括那些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那些失宠或被权力走廊边缘化的人。认为所有反对现政权的人都支持彻底变革的幻想是危险的。如果说1979年的革命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社会革命的最大障碍往往来自革命本身。今天伊朗的反革命可能来自那些在国内和国外自己高喊“女性、生命、自由”的人。
纵者和力量:一方面，有些人否认起义有任何经济原因，试图将斗争限制在“民主”和个人权利的问题上;另一方面，有些人否认这场斗争有任何国际主义成分，声称这是一场“伊朗”斗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斗争无关。一些反对派流亡者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谈到伊朗女性受到压迫，但他们继续与那些竭力破坏伊朗女性自由的人交往。通常，正是这些人认为这场斗争与资本主义无关。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正是这些内部因素使斗争保持分裂和划分，这是其激进化的最大障碍。
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世界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自己。与其他地方一样，激进运动的意识形态复兴今后将在民主、世俗主义和人权的旗帜下进行。然而，即使二战后非殖民化时期产生的反帝国主义的特殊品牌可能已经失去了效力，民族主义仍然深深扎根于大多数伊朗人之中。我们不应低估弗雷迪·帕尔曼(Fredy Perlman)所描述的民族主义的“持续吸引力”，它继续为煽动者聚集在反对